参加到这场争论中来并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新生命派陶希圣等，托洛茨基派任曙、严灵峰、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神州国光社的王锡礼、胡秋原等，共产党人张闻天（化名刘梦云）、熊得山、刘苏华等。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派或无党派人士，影响面相当广泛。北平、天津等地的社会科学界人士也纷纷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来，如翦伯赞等人在天津创办了《丰台》旬刊，吴承仕、孙席珍等人创办了《文史》，再加上《三民半月刊》《晨报》《益世报》等的参与，使这场论战很快达到了高潮。
在这场论战中，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主要集中在托派与中共之间。托派坚持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主要已不是反对封建主义，而是反对整个的资本主义。那种否认中国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性质，否认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要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试图以工农民主革命来达成革命目标的人，才是真正的取消派！对此，张闻天、王学文、刘苏华、钱亦石等相继给予了严厉的批驳。他们指出：商品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所以在中国创造最小限度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为了这一点，它不但不愿意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不仅没有加速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反而加剧了农民的破产。各国列强也正是靠确保和加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对其的依赖性，来增大其剥削的。他们在文章中几乎是公开地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中国封建残余势力的代表，因而公开宣传：中国现阶段革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不过由于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这场革命的动力只能是工农阶级，因此它所要建立的政权，也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当这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任务成功之后，中国才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一步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指出：任何否认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人，其实就是“企图否定工农民主革命运动”，“企图取消现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也就是要“讴歌与祈祷‘国民党政权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