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年鉴》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它的头十年几乎成了一个传奇，两个创刊人的奋斗和成就以及对手们的各种反对和阻挠被一再夸大。由于这种“新史学”形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有无数的人从中获益。①在头十年里，布洛赫付出了如此多的时间、感情和精力，那么他到底收获了什么?
与同时代的其他杂志相比，《年鉴》代表了一种“活历史”,更广阔、更直接、更有价值；它洞幽烛微，始终具有比较的视野，能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视角，对人类现象刨根问底。它上面的文章往往非常新颖，能发人深省，评论也很有见地；研究课题比较宏大，涵盖的学术范围极广，真正起到了一份学术期刊应有的作用。坦白地说，它的办刊方针有些折中，排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德国的历史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决定论。由于资源有限，野心也不大，它并没有产生特定的群体或派系，而是始终弘扬开放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