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你，先生，”侯爵夫人带着挖苦的意味，“即使我欠下三万五万的债，也不在埃斯巴和勃拉蒙–旭佛雷两家眼里；但倘使我丈夫精神失常，是不是因为我欠了债，就不能使他受禁治产处分？”
“那也并不。”包比诺回答。
侯爵夫人又说：“我想不到，在只要坦白真诚就能知道全部事实的情形之下，一个法官会用狡猾的手段来盘问我，所以我现在认为不必再回答你的问题了；虽然如此，我仍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在社会上的身份，为了保持社会关系所花的心血，对我都是很痛苦的。最初我杜门不出，过了几年幽居的生活；但为孩子着想，我觉得不能不代替他们父亲的职司。我招待朋友，接见宾客，欠了债，使他们的前途得到保障，替他们布置一些光明的远景，使他们将来不会缺少帮助和支持；以这种成就而论，不少精于计算的人，法官也罢，银行家也罢，都会毫不吝啬的付出我所花的代价的。”
“太太，我很佩服你爱护儿女的心，”法官回答，“那是你的荣誉，我怎么能责备你呢？法官是属于大众的；他什么都应该知道，什么都应该衡量。”
侯爵夫人凭着她的机智和判断人的习惯，看出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影响包比诺。她本希望遇到一个有野心的法官，不料来的是个正人君子；便忽然想到用别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了。那时仆役们正好端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