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14日，鉴于国民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中未涉及社会教育人员待遇，理事会召开第15次会议，决定推举孟宪承、陈剑修、刘季洪三人为起草委员兼代表，拜谒委员，最终仅以“教育人员”笼统说法代替原本的“学校教师”。或许正因为如此，1937年3月28日召开的理事会第17次会议，陈礼江、马宗荣提议，将“社会教育制度及政策问题”作为第五届年会的中心问题之一，从表面上看貌似社会教育地位问题讨论又回到原点，实际上经过数年的呼吁和多维制度设计尝试，以更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再集中讨论，以期能得到更合理的设计方案，可惜因战火燃起，1937年8月的青岛第五届年会戛然而止，该讨论不了了之。但揆之史实，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始终是社教社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1947年复社后，该年3月在苏州召开的第五届年会，社员余绪胜、李家骥、王倘分别递交第3、13和16号提案，提案审查组三案合一，修正为“拟请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请教育部采择案”，大会通过“由本社推定人员，详加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经理事会通过后执行”决议。会后，新组建的第五届理事会第1次会议继续跟进，决议“推请董渭川、童润之、顾岳中三先生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交下次理事会会议通过后，呈请教育部采择”，顾岳中为召集人。[11]尚未发现后续史料显示结果如何。但不论如何，社教社对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持续关注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