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吗？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泡小姐、耽溺歌场舞榭、言必“性”字当头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吗？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蓖，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年间，仍有一部《红楼梦》在；20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时期同样也需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