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非信史本来似乎已用不着讨论，至少史学界的人都不作此观；以诗证史的取向虽然有人提倡，也有相当成功的示范（如陈寅恪），但这一研究方式需要真正的文史兼通，缺乏这样修养的一般研史者对此道通常还是敬而远之的。有意思的是，“诗史”心态在文学界似乎比在史学界更甚，这也有其历史渊源。自中国古代有“儒林”与“文苑”之分，士人多以死后进入《儒林传》为目标，结果是纯文人在生时也多不能为士林正宗的社交圈子所看重。[2]虽然有文史不分家的古训，但长期多见史家轻视文家，而反面的情形便少见。最严重的是史家多自以为“良史”皆能文，而能文之人却未必能修史（郑樵语）。就连最为“文学”张目的章学诚也在《文史通义》中说“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所以读书人“耻作文士”是两千年一贯的风气。[3]
即使在诗的范围内，长期以来对李白和杜甫的不同尊崇就很能说明问题。李白其实不算纯文人，似乎还颇有武功；而杜甫却正以“诗史”而更受士林正宗的拥戴，即使到1949年之后也因其能“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而享誉不衰。在这样的长时段风气影响下，如钱锺书先生观察到的，许多人实已“‘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