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式功名之士中，至少有50%的人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而流向其他阶层。
其次，流动的多向性。在新旧教育体制的更替中，新学堂为绅士社会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途径。以新式教育体制为中介，传统绅士获得了新的政治、经济、教育、工商、科技、军事、司法等适应社会结构变动需求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而流向了社会各个层次，如湖北地区绅士的多向流动情况。①
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绅士阶层的流向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绅—官”或“绅—商”流动格局，而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趋向，流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不仅如此，许多绅士还向社会下层流动，舍弃“功名”而充任兵士。1905年，《大公报》报道：“深州举人胡某率本州举人七名，廪生三十余名，呈请练兵处王大臣，恳请分发各镇充当兵勇，以为中国文人秀士之倡。”②在清末新军兵营中，以举人、秀才身份当兵效力已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③有些绅士甚至流向秘密社会，“绅衿与哥老会多合为一气”④。因此，清王朝所忧心的“前闻举贡生监，以考试既停无所希冀，诗书废弃，失业者多，大半流入会党”⑤,绝非耸闻之词。
毋庸置疑，结构性社会流动，导致绅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