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惨败也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取向危机。有识之士强烈地感受到儒学即中学已经面临崩溃的命运，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尊感受到极大挫折。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中就尖锐指出：“一言以蔽之”，中学皆“无实”“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同一年，唐常才也意识到“当今之时，经解、词章、八股，皆成赘疣”。这种文化取向的危机使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对现实的沉沦感和疏离感，从而出现了激进的文化批判意识，对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展开了抨击；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强烈的前瞻意识，希望学习欧美、日本，尽快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于是，进步的中国人掀起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对敌国日本的认识的急遽转变上。甲午战争前，虽然有部分洋务官员曾经正视日本，少数维新人士也开始主张效法日本变法维新，但总体而言，中国人的日本观中，轻视和低估日本的仍占主流。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从轻视日本迅速转为师法日本。1895年5月，康有为在京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自此，对败于日本一直怀着强烈屈辱感的中国人，竟然很快以敌国为师，纷纷留学日本，翻译日书，走上了学习日本、变法图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