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启良之后，郭小凌在1989年发表了《“梭伦改革”辨析》一文，对梭伦改革“通常被看作是以梭伦为代表的希腊城市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同氏族贵族争夺政权的产物”提出了质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出，“工商业奴隶主改革说很大程度上奠基在改革者梭伦有过所谓经商的历史上，然而有关的史料却并非可靠”。接着，他分别对梭伦的诗歌、希罗多德的记述、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关于梭伦经商的记载进行了考证，认为在更为可信的梭伦自己的诗歌和与梭伦时代较近的希罗多德的著作中，都看不到经商的记载，反而在两百年以后亚里士多德以及更晚的普鲁塔克的书中才出现经商的记述，这是十分可疑的，因此很可能是出于作者的“演绎”甚至“伪造”。此外，从心态上讲，梭伦鄙视钱财、崇尚美德，与工商业奴隶主的心态也很难吻合。在文章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形成只有在手工业、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具有可能，“需要整个社会经济有明显的进步，需要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化，需要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而“古风时代雅典经济虽较荷马时代有所长进，却远未达到上述水准”。接着，他从这个时代的生产工具、技术水平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居民的贫困等方面说明了在这样落后的物质条件下，不可能“形成一个能够左右政局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最后，作者还利用梭伦改革的措施中“划分公民等级的标准是地产收入”，各个等级收入差别的有限，以及钱币学研究证实当时还没有铸币等史实，说明了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正是通过这些史实的考辨和逻辑的推理，文章得出了把梭伦看成是城市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代表“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的结论。[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