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它总是要前进的。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人们观察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只要真正坚持对于唯物史观真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能够克服任何曲折而不断为自己开辟深入发展的道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努力走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误区，端正自身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则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中外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用以丰富自己。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被提出，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释，以及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撰写出来的著作纷纷问世，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更加成熟的表现。
二、传统史学在近百年中的历史命运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怎样对待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问题，从而也就有了传统史学在20世纪的历史命运的问题。
20世纪伊始，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中，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批判。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古代史学有“四弊”、“二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为“四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以上为“二病”）。他还认为，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6]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到了20年代，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看法上有很大的改变，但其早年关于“史界革命”之主张的一些认识，仍有广泛的影响。大凡说到二十四史，便同帝王将相的“家谱”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在20世纪的前30年，传统史学基本上处于被排斥、被批判的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史学被称作封建主义史学，其地位仍是被批判的角色，是“封资修”的组成部分。有的学者起而讨论史学遗产的需要，也是孤掌难鸣。“文化大革命”中，传统史学无疑是在“横扫”之列，后来有的被捧上天（法家），有的被踏倒在地（儒家），始终没有被置于合理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人们有可能清醒地来对待传统史学了，而史学界自身又掀起了“史学危机”的轩然大波，西方史学骤然时兴，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反思、调整状态，很少受到重视的传统史学被认为是早已“过时”的陈年老账。认真分析起来，传统史学真正开始受到较多人的关注，大概也只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